記者 張穎潔
  　　中國電信業實施新一輪重組后，有效性管制政策和法規的滯后已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據新華社消息，在中國聯通、中國網通香港上市公司業績發布會上，中國聯通董事長常小兵和中國網通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左迅生透露，運營商已參與政府組織的運營商非對稱管制措施討論，價格及市場份額問題均在研究當中。
  　　這是繼三部委重組公告中明確提出將實行非對稱管制后，運營商證實非對稱管制政策正在醞釀中。那么，在全業務時代，非對稱管制該怎樣出手？監管的重點在哪些方面呢？針對此類問題，記者采訪了知名電信經濟學家楊培芳。
  　　非對稱管制是保證重組的重要手段
  　　談到非對稱管制的問題，不得不提到重組。楊培芳指出，電信重組、有效競爭目標有三：一是公平競爭，二是促進企業創新，三是惠及百姓。而非對稱管制就是一個重要的保證手段。
  　　從當前的市場格局來看。據《上海證券報》報道，今年上半年，四大運營商總營收達3639億元，凈利潤共達782億元。其中，中移動繼續一家獨大，與其他三家運營商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其凈利潤548億元是其他三家利潤總和的兩倍多。中國電信卻受累于固網業務的下滑，半年凈利潤為126．34億元，同比下滑了8．16％。對此，楊培芳老師用“創造歷史新高”、“打破了‘世界電信奧運’記錄”等詞匯來概括了中移動的不凡業績。換一個角度看，楊培芳老師表示，新一輪重組后，新電信、新聯通雖然磨刀霍霍，但并無什么實質性斬獲，反而凈流失930萬用戶。這或許也說明了對于非對稱管制出臺更加急切。
  　　為移動叫好，同時也要反思。對于日前中國新聞網報道中移動總裁王建宙關于“中移動已經被非對稱管制”的觀點，楊培芳雖然未從正面做出評論，但他表示，從新經濟的專業視角看，提前讓中移動發展TD技術標準，恰恰是給了強者一個搶先升級換代的機會。1000億投入2G，300億投入3G的做法表明TD發展還有很大阻力。至于農村普遍服務，概念早已發生根本逆轉，在我國多數農村，解決溫飽后的農民正是通信與信息化融合發展的空間，何來嚴格非對稱管制之有？
  　　全業務的監管重點在3G
  　　楊培芳強調，此次重組的目的是構筑有效競爭格局，促進三大全業務運營商的技術創新和業務創新。因此，無論是強勢運營商還是新進入者都不能只盯著存量市場來競爭，在2G市場上打轉是短視行為，且只關注語音市場競爭的方式是危險的，這將使市場競爭進入一個死循環狀態。未來的競爭重點應該是增量市場，運營商要把目光轉移到數據業務上來。
  　　具體說來，楊培芳從三個方面進行了闡述。一是，限制2G的市場份額，鼓勵和引導3G的擴張以及寬帶技術業務創新；二是，基礎資源共享，制定強制性基礎資源?基站、管道、一公里）共享政策；三是，積極推行號碼可攜帶轉網，加強互聯互通和資費傾斜管制政策，配以更優惠的政策加以引導。
  　　盡快出臺非對稱管制政策
  　　全業務時代的競爭體制和監管手段都已成為當前一大焦點。非對稱管制怎樣實施無疑將影響每個電信運營商的命運。
  　　楊培芳建議，盡快出臺向3G和后3G強制過渡的相關政策。他指出，我國要在信息通信領域繼續保持和發揮后發優勢，制定和宣布2G向3G和后3G強制過渡的國家政策，給社會明確信號的同時，還要出臺相關配套辦法，引導企業安排好逐步過渡的地域和時間表。其中為重要的是必須出臺比2G更便宜、更簡單、更透明的資費政策體系，要讓所有解決了溫飽的公民都能夠成為3G等先進信息通信技術的潛在市場。
  　　對于月租費，楊培芳的觀點是“月租費可以改進，不能取消”。他認為，隨著技術創新和網絡規模擴展，總體電信資費肯定還會有逐步下降的空間，但必須給這個行業留下有效競爭、有序管制、發展創新的足夠空間。發達國家都向包月制方式改進，比如美國一般通信公司每月20－50美元，電話隨便打、互聯網隨便上，不再按量計費。這一方面大大刺激了使用量，方便了消費者，同時運營商也不吃虧。所以，目前的辦法是采取動態折線、逐步封頂的收費模式，全部自然過渡到包月收費模式。
  　　，楊培芳強調，電信企業決策層應盡快超越盲目市場經濟、片面追求短期利益的羈絆，用新經濟視角、新市場觀念（兼容、平等、競合）加快技術創新和通信與信息化融合的步伐，將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歸還消費者乃至整個社會。相關部門應利用管制這只手，為運營商創造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