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電力部門對于電表計量芯片等元器件的采購基本采用指定方式，且偏于國外品牌，國內產品鮮有機會。
       經過短短6年，ADI與貝嶺的市場地位已經發(fā)生了反轉，前者成了中國電表計量芯片市場的龍頭企業(yè)，市場份額高達90%以上，而后者卻幾乎萎縮殆盡
       “2006年，我們公司出口的電表計量芯片少得很。”國內的電表元器件出口企業(yè)——華科國際資源有限公司總經理尹紅平對《財經日報》說。
       那么，何不在本土尋找商機？“你以為我不想做啊，可是，哪里有機會？”他有些郁悶地說，國內電力部門對于電表計量芯片等元器件的采購基本采用指定方式，且偏于國外品牌，國內產品鮮有機會。
       指定招標：洋品牌優(yōu)先
       尹紅平解釋說，多年以來，國內電力部門在電表關鍵元器件招標方面，一直采用指定廠家、品牌，甚至指定具體型號的產品。而在指定產品的范圍中，國外產品明顯占據主導。
       記者從一位業(yè)內人士處獲得多份各省與電表招標相關的文件，時間跨越2001年到2004年。內容涉及江蘇、安徽、陜西、湖北等地電力部門電表關鍵元器件的訂貨要求、技術協(xié)議等。其中，作為參照的規(guī)范設計對象大部分是國外公司，比如計量芯片一類，美國ADI等公司基本成了的指定品牌，未見本土產品入列。計量芯片之外的產品，除LED/LCD外，絕大部分也來自美歐、日韓以及中國臺灣地區(qū)。
       該人士表示，2003年以來，指定范圍的產品已經由主芯片擴大到所有芯片，“更加激烈”。
       他透露，在具體招標評分過程中，國外品牌多是10分，而國內品牌是5分、3分。
       尹紅平還舉了一個滑稽的例子。2004年，在北京電力系統(tǒng)一次招標采購中，一家天津廠家的產品終中標，但因該公司不屬“指定范圍”內品牌，終在準備生產的情況下，被取消了資格。
       不過，本報了解到，上海電力系統(tǒng)的電表采購基本是以整機測試為主，對于其中所涉元器件，并沒有設立范圍。上海貝嶺公司（下稱“貝嶺”）市場部負責人薛智峰認為，這種方式比較公平。他透露，迄今為止，好像有浙江曾“開了口子”，增加了指定品牌，杭州士蘭、珠海炬力曾入選過。
       記者就上述現象向華北電網一位市場人士咨詢。她表示，主要是采購要涉及很多變動，繼續(xù)采購國外產品成本效益更高。不過，薛智峰認為，很多測試中，國外產品并不，國內產品價格要比同一性能的國外產品便宜幾乎一半。
       本報致電ADI公司上海代表處，未能聯(lián)系到該公司負責人。
       國內企業(yè)輝煌不再
       這種指定招標方式帶來的變故是：面對廣闊的中國市場需求，中國本土的電表元器件設計與制造企業(yè)根本無法涉入。以計量芯片為例，90%以上的市場份額已被ADI公司壟斷。
       這種反差，作為同類企業(yè)的貝嶺更是感同身受。因為，在這一市場，它10年前的榮光與10年后的尷尬讓人震驚。
       “1988年～1999年，我們的市場占有率曾經超過90%，每年出貨1000萬片，屬于。”薛智峰對《財經日報》說。
       但好景不長，美國ADI等西方芯片企業(yè)很快看到中國市場這一機會。2000年，ADI進入中國，不久推出計量芯片。當時，作為者的貝嶺并沒有將這個外來者放在眼里。
       薛智峰認為，公司恰因為這種輕視造成了后來的決策錯誤。因為，就在2000年～2001年間，對手ADI在研發(fā)方面采用了數字技術，而貝嶺仍然選擇了模擬技術。“就像蘇聯(lián)選擇真空管，美國則發(fā)展集成電路。”因為，兩種技術類型芯片應用在電表中，有明顯差距。模擬技術的電表，每批產品之間會有一定差異，且數據輸出不精確；而數字技術的電表則相反。
       但薛智峰認為，這種決策失誤并沒有影響貝嶺的追趕，公司早在2002年便推出了數字技術芯片。而在多種測試中，都超過了對手的同類產品。
       尹紅平透露，珠海炬力部分產品都出口到了美國，“加利福尼亞一位測試人員說，測了這么多年，從沒發(fā)現有這么好的產品。”
       不過，技術的反超已難以撼動既定的格局。經過短短6年，ADI與貝嶺的市場地位已經發(fā)生了反轉，前者成了中國電表計量芯片市場的龍頭企業(yè)，市場份額高達90%以上，而后者卻幾乎萎縮殆盡。
       尹紅平表示，中國是全球的電表應用市場，粗略的統(tǒng)計數字，大約為每年6000萬只，而且增速越來越快。
       利益共損的產業(yè)鏈
       而由指定采購帶來的負面影響顯然更大。
       貝嶺、杭州士蘭、復旦微電子等公司自然直接受損。產品難以進入電力部門采購體系，這迫使它們只能嘗試做些出口生意，或進入電力部門基本不用的領域，比如零售給出租房、小區(qū)，或者一些小企業(yè)。
       相對于ADI，這種做法等于放棄了國內市場。尹紅平表示，國外生意之前確實不錯，但由于這類芯片技術門檻并不很高，很多國家已開始發(fā)展出替代產品，做出口生意只能賺一些“零頭”。
       為求得生存權，上述芯片廠家只好采取曲線救亡的手段：它們只生產，不貼牌，而讓經銷商自己自由貼牌銷售。由于ADI等公司的元器件屬于指定產品，因此，經銷商自然會貼上它的商標。如此一來，中間商成了市場假冒產品的主力軍。薛智峰坦陳，貝嶺也曾有過這種尷尬。
       ADI公司顯然也了解內情。它曾借專利手段對貝嶺、士蘭等本土公司提起訴訟，并試圖阻止后者進入國外市場，但效果不大。
       此外，招標采購的指定，同樣限制了電表整機企業(yè)參與市場競爭，它們必須只跟指定元器件廠家合作，淪為缺乏創(chuàng)新的組裝廠。
       “這是一個畸形的產業(yè)鏈，如果不改變現有指定采購的局面，繼續(xù)讓國外企業(yè)享受既得利益，將不會有真正贏家，受損的只會是國家，以及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動力。”業(yè)內人士認為，這種行為已經直接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第7條款，并對《政府采購法》構成挑戰(zhàn)。
       不過，中央財經大學徐煥東教授對《財經日報》表示，《政府采購法》主要適用于非企業(yè)的政府機構，國家電力部門應該沒有納入這一法律體系適用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