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軟件業稅收政策執行的不穩定性，像一朵浮云。”4月24日，在由21世紀經濟報道承辦的“《2007中國軟件自主創新報告》深圳區域學術調研會”上，徐國勝深表困惑。

　　徐國勝是深圳市茁壯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下稱茁壯網絡)董事長。茁壯網絡主要從事數字電視嵌入式軟件研發。2005年，創辦多年的茁壯網絡終于搭上了中國發展數字電視的順風車，擺脫了虧損。

　　但是，就在這個公司首現盈利的年底，國家財政部一紙通告——《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增值稅若干政策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使茁壯網絡面臨新的財務困境。

　　嵌入式軟件稅收難題

　　《通知》第十一條“關于計算機軟件產品征收增值稅有關問題”規定：“嵌入式軟件不屬于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0]25號，即通常所說的‘十八號文’)規定的享受增值稅優惠政策的軟件產品”。也就是說，嵌入式軟件從此將從享受“18號文”規定的3%增值稅的“特權階層”，回落到17%法定稅率增值稅的“平民階層”。

　　這讓原本已經長期疲弱的中國軟件業再次陷入一個悖論：以軟件產值及出口值長期處于全國
首位的深圳為例，雖然2006年深圳市軟件產業總收入達到 750億元，同比增長34%，占全市GDP的貢獻超過11%，軟件出口約29億美元，出口值居全國首位，但是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作為全國電子信息產品制造與出口基地的深圳，其軟件產值當中，有超過60%部分為硬件產品配套的嵌入式軟件。

　　在一些業界人士看來，《通知》背離了中國軟件業的實情，消解了“18號文”的意義。徐國勝認為，“18號文”與國家稅收政策存在的悖論給企業帶來了困惑，一年多以來始終沒有得到合理解決。

　　據深圳市科技局人士稱，《通知》下達的背景是，由于近年來，中國手機、MP3等電子消費品增加，有企業利用“18號文”的規定，通過虛增嵌入式軟件比例來人為減少應交納增值稅，從面給征稅管理帶來混亂。

　　但是這種一刀切的做法，給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帶來非常大的困擾。有企業人士介紹說，華為、中興等大型企業通過旗下軟件分公司，將嵌入式軟件作為與“純軟件”反銷售回母公司，在操作上便于稅務核查，在此前提下，稅務部門依舊視其為可以享受“18號文”的規定，同樣享受3%的增值稅優惠。

　　但是對于無力增設公司的中小企業而言，如何認定嵌入式軟件占電子產品銷售總價值實際比例卻是一個難題。

　　“17%增值稅對一個軟件企業意味著什么？”一些中小軟件企業人士表示，“如果說50%毛利的企業，17%的增值稅意味著每銷售100塊錢，要交8.5元的增值稅，這對高科技企業是不合理的。”

　　“軟件不是實體，是知識產品，投入主要在人、在研發。”該人士認為，如果嵌入式軟件按照一般機械產品的17%標準增收增值稅，“就等于將知識和人的投入視同為與鋼和鐵等硬件采購等值的投入”。

　　黃云認為，中國2000年以“18號文”的形式給軟件企業開了個特權的口子，“國家重視程度是足夠的”，但是政策部門間的協調難題讓“好的政策變得大家沒辦法去享用”，從而成為影響產業的系統性問題。

　　軟件產業的系統性危機

　　對于4月24日與會的專家與企業人士看來，嵌入式軟件的稅收難題，僅僅反映中國軟件產業發展系統性危機的其中一環。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企業人士稱，2000年后，各地展開了一場大建軟件園的風潮，并形成一股"國家十大重點軟件園"的爭奪戰，廣州、深圳、大連、江蘇等城市均加入了競賽，其目的是把軟件園作為城市高科技發展的杠桿指標。

　　但是與此相悖的是，在這些國家重力打造的“重點軟件園”中誕生的上規模的軟件企業至今屈指可數。該人士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發展軟件產業，忽略了軟件產業發展，對土地、空間、能源要素非常不敏感，政府為企業‘蓋房子’不能解決軟件企業的根本問題，但是各地政策就是喜歡‘蓋房子’”。

　　黃云亦認為，各地政府在發展軟件產業時發生了“引導性”的錯誤。因為與大建軟件園的狂熱相比，中國發展軟件產業的真實要素環節卻處于缺失狀態。

　　首先是人才缺失。金證科技營銷總監杜同舟和美資企業福瑞博德軟件開發(深圳)公司市場經理陳援東等業界人士均談到中國軟件企業遭遇“招不到合適的人”的共同難題。

　　“是我們的教育體系出了問題。”黃云認為：一方面大學生就業成為社會問題；另一方面，相應大學及研究機構教育體系培養不出軟件業需要的人才結構。

　　其次是不成熟的需求市場給軟件產業造成傷害。杜同舟指出，金證科技的證券類軟件面臨不少政府或國企背景下的券商客戶，這些客戶中不少對系統維護與接受付費服務的意識長年沒有提高，從而使原本由政府采購和企業信息化給軟件業帶來的巨大機會，從“動力”變成了“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