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前幾年的原始開發，2005年中國的軟件外包業已經斬露頭角，并且已經開始在國外市場上頻繁搶單。科技部的官員表示，未來幾年中國的軟件外包業務將會飛速提升。而Gartner研究公司也在不久前預測，在2007到2010年間，中國將成為世界上的外包市場。
來自國內外的媒體，對于中國的軟件外包業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而已經錯過了一次機會的中國軟件企業，顯然不想讓機遇再次擦肩而過，而這樣的迫切愿望還不僅僅表現在企業身上，也表現在拼命尋找經濟支柱的城市上。在全球幾大軟件出口國外包業實力不斷分化的情況下，中國正努力地嘗試著以一個積極的形象，面對即將到來的新一輪的市場洗牌。
中國勢力飛速膨脹
作為全球軟件業的新興力量，中國在這幾年里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盡管我國軟件外包業務啟動時間較晚，但一直呈高速增長態勢，從2000年到2004年，我國軟件外包年均增長達到70.2％，2004年達到25億美元，被公認為是新興的國際軟件外包中心。
因此，中國經濟本身所散發出的吸引力和自身軟件人才的不斷成熟，為中國軟件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外在條件。中國在信息產業上取得的成功，足以證明“中國市場優勢＋人力資源優勢＋先進的管理和技術”的模式進入國際市場，是中國軟件企業發展的高效途徑。
從技術定位角度考慮，中國軟件企業一開始就做高端顯然力不從心，因為國內的軟件企業并不具備這樣的實力，因此外包必然會成為中國軟件企業的。發展軟件外包業務，必須要與產業密切結合，這就需要具備與之相對應的經濟實力。
從這一點來看，中國有著印度難以比擬的優勢。另外，中國軟件外包的優勢還在于國內市場的廣闊，由于國外軟件大公司對于中國市場越來越感興趣，必然要在國內設立研發機構，這樣就能為中國培養一批有編寫大型程序經驗、有良好溝通能力的軟件人才。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處于核心技術和標準制定的上游地位，全球有90%以上的基礎軟件被美國所壟斷。以印度為代表的國家，大多從事子模塊開發和獨立的嵌入式軟件開發，并參與產業規則的制定，可以劃分為第二集團。我國則處于第三集團，大部分企業則是從事一般應用軟件和系統集成中的開發，處于全球軟件產業格局的中下游。
事實上，產業的變遷刺激著市場的洗牌。在軟件業的國際分工趨勢日益明顯的情況下，以美國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大國正加快將本國的軟件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無疑為第三集團的崛起提供了契機。而盡管與一些軟件大國相比，中國的軟件外包業落后了十年，但是在近幾年全球軟件產業的又一次大規模變遷，使得中國找到了切入市場的時機。
現在來看，日本和美國已經中國重要的兩個軟件外包輸出國家。在全球次軟件產業轉移之后，印度公司一直是美國軟件外包的受益者，占其發包總量的80%。但這一趨勢今后可望有所改變。為了尋找成本可控的其他外包基地，美國軟件公司也必須開始將軟件外包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加上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這使中國成為一個重要的可供選擇的市場。
而日本則是中國軟件外包業的另外一個大市場。2005年日本外包市場的營業額達到106億，而中國將成為日本軟件企業的合作伙伴。日本軟件外包市場的顯著特點，就是日本企業一般都向其國內的企業如NEC、NTT等發包，由這些企業進行上層的設計工作，然后將底層任務分包到海外來，以降低成本。這樣，我國企業就不必去研究軟件的業務流程概念，項目能夠比較容易地完成。
在日本和美國市場的突破，促使這幾年來中國軟件外包業的崛起。而中國政府這幾年不間斷的扶持，客觀上為2005年中國的軟件外包產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創業環境。同時，各地一些地方性文件的出臺以及各個軟件園各自制定的鼓勵軟件出口的政策等，都在銀行信貸等方面給予了許多優惠政策，也為我國軟件出口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可以說，中國的軟件外包業生逢其時。
作者：滄浪客
致命的隱憂
盡管這幾年中國的軟件外包業取得了飛速的進步，但是撥開統計數字表面浮華的假象，我們發現其實它仍然很羸弱。中國的軟件外包與美國和印度相比，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有人做過估算，2005年中國軟件外包企業的總值，還沒有印度Infosys一個公司來的高。
從軟件企業構成來看，國內軟件企業數量雖多，但大部分規模較小，由于企業規模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追求短期利益功利趨向十分明顯，面對具有明顯市場機遇的產品便會蜂涌而上，而對有開發或市場開拓難度的產品則退避三舍，這導致許多企業集中在比較明朗但卻相對狹窄的市場中競爭。由此造成產品種類單一，低水平競爭和產品質量不高等問題。
無疑，這種困境將使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變弱，更無法實現軟件工程化生產，導致企業處于惡性循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軟件企業的國際化并不能真正成功。當然，中國軟件企業一定要走出去，但走的方式則需要斟酌的。簡單地就軟件企業的規模而言，目前國內通過ISO9000系列認證的軟件企業為數很少，而通過國際軟件業共同認定的EICMM系列認證的，則更是鳳毛麟角。
這很大程度上緣自軟件國際化之前國內軟件市場環境的現實困境。比如國內一些通用軟件廠商一直無法伸開手腳，雖然品牌很大，但業務收益卻無法提升。一些生存艱難的軟件商只得無奈地進軍目前“有利可圖”的有效市場，比如在集成業務熱火時就做起集成，在企業信息化大潮時就搶單企業級用戶，不過，這并不利于軟件公司的長期性戰略發展。當然，這不能全部怪乎于軟件企業，因為它們的軟件價值得不到收益保證，所以環境因素也是不可回避的。
淺薄的利潤使國內軟件企業很難長大。從軟件企業構成數量上看，國內軟件企業數量并不少，但大部分企業正由于規模較小，造成了抗風險的能力較弱，至此形成了追求短期利益的趨向：對有市場機遇的產品蜂涌而上，而對有開發或市場開拓難度的產品則退避三舍。也基于此，多數企業集中在比較明朗但卻相對狹窄的市場中。然后出現產品種類單一、低水平競爭、產品質量不高等問題。
國外廠商把業務外包給我們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的開發成本低，這就決定了軟件外包利潤空間有限。而且，這種模式，在外包之外，是不可復制的。盡管對于國內軟件業的發展來說有益，但是很難說有多大的作用。
國家信息化離不開自主的軟件業發展，我們現在的國內開發商，還不足以滿足我們自己市場的需要，遠不能開發出滿足我們自己的產品，仍然是任重而道遠。如果不下力氣發展獨立自主的軟件產業，就等于用別人的磚蓋自己的樓，樓能不能蓋好，全部要看別人肯不肯給你提供磚。
另外，中國企業嚴重缺乏國際市場的開拓能力。中國企業在歐美市場上缺乏市場拓展經驗和人才是明顯的事實，即使對于日本外包，由于缺乏市場開拓能力，因此也只能從日本集成商手中接單，使得日本外包以層次的代碼工作為主。另外，交流能力是妨礙市場開拓能力的主要原因。交流不僅表現在語言上，更重要的是還表現在思維方式和管理習慣上。交流能力差造成對客戶需求的理解偏差。這些因素都制約了中國軟件外包業的成長。
涅盤需要新模式
對于中國的軟件外包產業模式，業界出現的是許多不同的聲音，其中很多人都支持中國復制印度模式。然而事實上，由于自身條件和其它國家的差異，中國軟件產業不可能單純的照搬某一國家的發展模式，事實證明也是如此。
以印度為例，印度軟件外包業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美國企業的強大需求。而由于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的潛在沖突，美國政府出于扼制中國的考量，肯定會具體操作中出面干預。這一點，曾經喧囂一時的WAPI和紡織品出口上的糾紛就能充分體現。而且，依賴外向型經營模式將使中國在ＩＴ經濟和信息安全上更受制于美國、日本，不利于中國軟件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自主發展。
所以，必須結合中國自身的環境，來選擇合適自己的發展模式。考慮到現在中國的軟件企業90%以上的外包業務來自日本和美國，相對單一的市場意味著很高的市場風險，因此中國的軟件廠商必須考慮開發除這兩個國家以外的市場。
在具體技術上，由于中國沒有定制加工和嵌入式軟件的技術，因此發展以中間件為主的模式更適合現在的中國軟件企業。因為中國的軟件企業中人才數量不足，學歷偏高，做大規模的系統集成顯然不切實際，相對來說如果做一些技術含量高的規模較小的中間件，無疑是中國軟件外包進軍國際市場的通道。
客觀地說，現在很多國內企業都嘗試著涉足軟件外包業務，但是真正成功的只有中軟和東軟幾家。顯然，在進軍國際市場上，單純地以外包業務作為贏利目的的思維方式，就現階段而言可能會比較困難。
兩個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這道理誰都明白。對于中國的軟件廠商而言，不能把賭注都壓在外包業務上，需要拓展其他業務來分散經營風險。這一點，中國的軟件廠商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