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幻想，投影到了深圳。

　　2007年，來自中國的國家戰略又大大提升了中國可能的硅谷的想象空間。

　　研究硅谷的學者，美國加州大學教授李·薩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分析說，成為硅谷需要具備幾項苛刻的創新要素。

　　比較下來，李·薩克森尼安的結論是，只有深圳和北京已初具形態。但“慧眼”的李·薩克森尼安或許有走眼的時候。不是指他的苛刻要素指標出了問題，對于像深圳這樣的中國有競爭力之一的城市，他忽略了不該不忽略的指標。

　　張恒春是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主任。如果說深圳要成為中國的硅谷，那么張恒春就相當于深圳硅谷的。張恒春考慮的問題卻非李·薩克森尼安似標準。

　　李·薩克森尼安的苛刻要素由如下幾個方面組成。企業之間的競爭合作所形成的產業集群，大學與企業之間的密切配合，信息的傳播速度，個人的創業欲望，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自由高頻的人員流動，高素質的外來移民群體等是必備的。

　　“深圳資源緊缺的局面尤甚于北京、上海、武漢等地，感受到的壓力和挑戰也更大。”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主任張恒春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首先是土地、人才等資源極度緊缺帶來的新一輪企業外遷，而后，國家加工貿易限制條例、兩稅合一、勞動法等宏觀緊縮政策相繼出臺，對已經漸失政策紅利的深圳形成更強大的擠壓。

　　“我認為國家是以非常深遠和細致的眼光來解決國家經濟轉型的問題，作為地方，要適應這種轉型；同時，深圳過去對外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國內、國際很多情況疊加起來給我帶來很大壓力。”張恒春說。

　　這是中國式的“硅谷”問題，也引向了中國式的“硅谷之路”。深圳高新區的嬗變，則又凸顯“硅谷中國”漸次清晰又漸次模糊的影像。

　　從工業區到科技孵化器

　　在“去工業區”的道路上，深圳有過輝煌的戰績。

　　1996年之前的深圳高新區，是一個多園共存的區域。1985年7月中國科學院與深圳市聯合創辦了我國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深圳科技工業園，該園在1991年3月，成為國務院認定的首批26個“國”字號的高新區之一。

　　此后，在一片灘涂之上，又陸續建成了一間民辦的“深圳京山民間科技工業村”，一間中科院在深圳創辦的“中國科技開發院”，以及主體不一的“深圳市高新技術工業村”、“國家電子工試中心”等工業園。1993年4月經國家科委確認，該些園區統稱為“深圳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那時候的深圳開發區，與全國各地大建工業園的熱潮一樣，僅僅是一個可供加工生產的制造基地，產品從食品加工、到相對低端的三來一補，層次參差不齊。

　　1996年9月，鑒于開發區“一區多園”、各自為政的局面為后續開發區規劃建設、產業配置、優惠政策落實帶來諸多難題，經當時的國家科委批準，深圳市政府將深圳開發區內的多家工業園整合為面積為11.5平方公里的“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以下簡稱深圳高新區)”，并成立“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以下稱深圳高新辦)管理深圳高新區各項行政事務，由此真正拉開了建立深圳硅谷的序幕。

　　經過1996-2000年土地清理與基礎建設工作，深圳高新區投資軟硬件環境得到較大改善。

　　2000年以后，隨著大量高新技術企業的入駐，深圳市政府與高新區此后陸續出臺了系列扶持政策，例如設立科技三項經費、新技術開發推廣基金，以及提供優惠地價土地等，以鼓勵創新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低成本進入園區。

　　2001年3月深圳出臺的《高新區條例》對高新區內土地使用權限，以及相關房地產轉讓的受讓人資格等作了約束，從而提高新區入園門檻。

　　“深圳市從來沒有給高新區提過任何經濟指標要求。”張恒春說。這是當時的很好的氛圍。深圳高新區當時主要的功能在于“孵化”高技術企業，從進來的技術人員、帶來一個科研成果，到獨立在外置業發展，這個過程當中作為大孵化器的深圳高新區旨在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

　　數據或許能說明這些調整和努力的問題。在僅有11.5平方公里的深圳高新區，2007年，園區每平方公里實現工業總產值166.36億元，工業增加值38.03億元。其中高新產品產值達到了157.94億元，稅收7.82億元——這些數值是全國54家高新區平均值的數倍以上。

　　世界科技中心？

　　深圳高新區能否持續發展成為世界科技中心？

　　在加拿大高新技術協會中國首席代表孫曲看來，深圳已充分具備了承接外來技術的基本條件：發達的電子信息產業，各大城市中的專利申請量，以及的軟件業產值，出色的物流和通關能力——深圳已經具備轉身成為世界科技中心的契機。

　　然而，深圳明顯的差距在于，硅谷的發祥與持續壯大，得益于斯坦福大學人才、技術源源不斷的輸出，以及美國政府在當地對大量研發中心的持續投入。

　　一個的例子是，加拿大RIM(黑莓手機生產商Blackberry)公司放棄了其在深圳建立一個通訊研發中心的打算，盡管深圳擁有華為、中興通訊兩大全球通訊“新貴”，有著良好的產業基礎。

　　“RIM公司認為，即使是選擇通訊產業較弱的廣州，也比選在深圳好，因為他們至少有一個電信研究所。”孫曲說，過于商業化和實用主義的氛圍，讓深圳缺失了很多基礎研究的必要條件——非商業的、“中性”的科技大學、研究機構等，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軟環境。

　　這也恰恰正是考驗深圳高新區未來難點——如何強化高新區作為高科技“孵化器”在人才培養、打造公共技術平臺以及國際交流平臺等功能，從而保持持續創新能力？

　　1999年，深圳高新區內成立了深圳虛擬大學園，目標是開展人才培養和實現院校科研成果的轉化。至今高新區虛擬大學園已引入51家國內外大學入駐異地辦學。

　　2004年10月，“深圳國際科技商務平臺”，是高新區打造高端人才、技術平臺載體的又一嘗試。該商務平臺目前已引進包括加拿大高技術協會、英國西南英格蘭地區發展局、美國CEO俱樂部、匈牙利技術中心、盧旺達投資與出口促進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等22個國家和地區的31家海外機構的入駐。

　　深圳市的設想是，未來通過商務平臺來運作，通過分三步走，以彌補深圳在吸引全球研發中心、國際技術力量上的不足。

　　城市變遷的“發動機”

　　“CPI高漲，房價高企帶來的緊迫感，實際上已經促使深圳城市和產業轉型提前到來”，英國西南英格蘭地區發展局中國首席代表劉班說。在他看來，緩解深圳市近年土地資源緊缺的現狀，以及企業外遷潮的加劇趨勢，必然依賴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轉型。

　　2001年7月，深圳市在高新區經驗之上，開始規劃建設“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帶”，規劃用地面積158.5平方公里，區域范圍涉及除了原深圳高新區所在的南山區外，還涉及關外寶安區和龍崗區。

　　2007年，據深圳高新區統計顯示，產業帶當年工業總產值、高新技術產值、工業增加值已經分別達到深圳市總量的45.35%、69.96%、33.99%，在決定深圳市二線關外的城市化進程，以及深圳整體經濟增長方式，以及由此帶動的城市配套功能的轉變等諸多方面，已經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張恒春分析說，為促進產業帶在特區內外的協調發展“我們提出在產業帶特區外建設高科技社區，以產業的發展與城市功能的融合，來解決我市快速成長中等規模高新技術企業、高端服務業、企業總部和人才雙落地問題，推動產業帶在特區內外的均衡發展。”

　　他認為，高新技術產業帶的未來發展已經成為解決深圳關內用地緊張，特區內外均衡發展的重要突破口。

　　但有企業界人士指出，就像深圳高新區的前身一樣，產業帶涉及到深圳歷史上散落各地、產權各異的主體，各自為政現狀嚴重，盡管深圳市已經將產業帶工業用地的招標拍賣掛牌資格審查權統一到“產業帶辦”中，但是人事、機制等體制性的問題依舊阻礙著深圳的科技夢的深化。

　　張恒春也坦陳，“高科技領域是非常苦的，它整合的幾乎是全部的社會資源來發展企業”，深圳建設世界園區的構想，道路艱辛。